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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极，大家会想到什么？是憨态可掬的企鹅，是万古不融的冰川，还是数不清的‘科学宝藏’？‘世界之极’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自1984年，鄂栋臣教授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考，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队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一代人到三代人，一批批武大科考人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远赴南北极，为了国家荣誉、为了科研理想不断奔赴“无人区”。

真正到了南极，他也亲身体会了这些生死挑战。在刚刚抵达昆仑站开展作业的过程中，因为需要点触手机屏幕，不能穿戴厚手套，超过零下30度的极寒冻伤了他的手指，随队医生诊断说再严重下去可能会有截肢的风险。“我难道我就这样无法完成这次的任务了吗？”在耿通强烈地请求下，医生为他做了引流治疗，伤情才得以好转。而他也未等手指恢复，便投入到紧张的科研工作中。

身体的伤痛可以忍耐，而自然的力量难以抗衡。在回程途中，耿通所在的队伍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飓风，将近13级的狂风引起了剧烈的地吹雪现象，严重时能见度不足5米。考察队在原地停留了整整两天，最后借助北斗定位导航设备才慢慢将车队聚拢。当风暴过后，队伍的住舱和车辆都被不同程度的掩埋在雪下，全队上下足足挖了半天才将车辆全部挖出。

今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参与了我国39次南极和17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团队手绘了我国南极第一幅地形图，命名了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南北极地图集，建立了中国境外第一个北斗监测站，搭建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成为我国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人数最多的高校团队，也铸就了极为宝贵的武汉大学南极科考精神：“爱国爱校、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求是拓新”！

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40年的发展历程，正是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40年来，从被《南极条约》大会被“请”出场外喝咖啡，到于人类历史上首次问鼎南极最高点冰穹A；40年来，从南极拓荒，到先后建立7个南北极科考站；40年来，从首艘万吨级科考船开赴到海陆空立体考察……我国已然成为极地科考大国，并正在一步步迈向极地考察强国之列！

　　　　一大早，余杭区枫岭村乡村经理人唐梅红急匆匆跨进位于村委会二楼的办公室，进门的头件事就是赶紧给村里的几家民宿老板打电话安排落实今天客人的住宿、吃饭等事宜……一顿忙活后，唐梅红才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饭。“7天国庆假期，来我们村里‘拔草’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凌晨2点还有外地的朋友在微信上联系我，上午他们就要过来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范有年同志（副部级），因病于2024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范有年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范有年，1944年7月生，浙江鄞县人（出生于上海）。1967年7月参加工作，1965年1